从美国“斩杀线”到中国农民养老金：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

大家都在讨论“斩杀线”，在我看来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。

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不能只看高大上的一面，更要看底层人群的生活。过去大家热衷于比较外滩和曼哈顿谁的摩天大楼更高，现在视线开始往下移，这当然是进步，往现代文明社会迈了一大步。

提出“斩杀线”的“牢A”其人其事不一定靠谱，但这背后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：医疗债务、租房成本轻易突破一个人财务平衡，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不良信用记录，缺乏稳定居所，失去正式工作，最终流落街头。

推荐我的朋友边城和村总写的两篇文章，他们有详细讲述：1、关于爆火的牢A的美国斩杀线，我有一些不同看法；2、当“斩杀线”理论传到美国后而我想讲的是社会福利救助中美有什么不同——跌落当然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缺乏福利救助的兜底。我一直在等有人写这方面的内容，但都不太满意，那就我来试试吧。

美国的福利救助体系非常复杂，其中美国政府提供就有食品券（SNAP）、住房券（Section 8）、临时困难家庭援助（TANF）和医疗补助（Medicaid）等，此外还有庞大的民间救助组织，比如教会和NGO，这里面最常见的就是食品银行（Food Banks）和庇护所。这些要展开谈就太冗长了，有些中国没有，有些中国有美国没有，不好比较。

我能想到的，中美都有，而且覆盖面很广的，那就是“低保”，美国叫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（SSI）。

我根据资产门槛、计算方式和补贴金额简单做了一个表格，看不清楚请点击看大图。

这里面最显著的差异就是补贴金额，按汇率算美国大概是中国的10倍，但张维为说中国2000人民币的购买力等于美国3000美元，此处忽略不计。

再有就是劳动收入豁免（假设劳动所得500美元/月，减掉65美元再除以2只算217.5美元），但考虑到中国农村老人热爱劳动，此处也忽略不计。

但是，还有一件很多人容易忽略，但不能忽略的，那就是子女收入是否纳入计算范围。

在美国，哪怕子女是亿万富翁，只要没有一起住，也不影响父母领取SSI；而在中国，子女收入会通过计算之后计入父母的收入，不管有没有给出这笔钱。

举个例子：假设我老家四川犍为的低保线是700元/月，我父母每人每月能挣300元，低于低保线400元，我在广州打工，我和老婆育有一子，每人每个月能挣4000元，那么，我父母就不符合低保要求。

计算方式是：我的家庭收入8000元除以3人，等于人均收入2667元，人均收入再减去700元（低保线）再除以2，我每月应付赡养费983元，分摊到我父母头上每人491.5元，加上他们劳动所得300元就变成了791.5元，超过了700元的低保线。

至于在广州一家三口月入8000元够不够用，这不重要；我每个月有没有给父母983元，也不重要。从算法上，我父母是有赡养收入的，不属于贫困人口。

由此带来至少两个后果：

一、如果按照美国标准，中国低保人数会爆发性增长，除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民，中国大部分农民月收入低于低保线，农村现有三千多万低保人群将增加到上亿。

二、农民的孩子背上沉重的赡养负担，一方面要承担现代社会的社保义务，另一方面还要求他们回到传统社会承担“孝道”的义务。

我曾经引用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孙小雁的论文《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：个人、家庭和政府的作用》，根据CHARLS数据（2011-2017），中国城乡老人年收入差距在3-5倍，其中各项收入组成占比如下：

1、社保收入：城镇老人占74%-79%，农村老人13%-22%；

2、家庭转移净收入：城镇老人3%-2%，农村老人31%-24%；

3、工资性收入：城镇老人7%-6%，农村老人16%。

彭远文，公众号：盘点六条“重男轻女”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吗？

看清楚了吗？城镇老人主要靠社保收入，农村老人则严重依赖家庭转移净收入。所谓“家庭转移净收入”就是子女的赡养，这一项城镇老人甚至可能是负值（反哺子女）。此外就是“工资性收入”，农村老人是没有办法退休的，必须继续干活挣钱。

由此导致的悲剧并不为外人道，它“隐藏”在农村这个巨大的“蓄水池”下面——这就是温铁军、贺雪峰等三农专家津津乐道的制度优势，他们称之为“保护性城乡二元体制”。

因为“农民有地”，上周《北京青年报》旗下“团结湖参考”在评论文章中就写到：中国的土地政策以制度化的方式，为农民留下了一份不会失去的生产资料。如果你是城市户口，所在街道社区也会为你提供各种救助。多层次的保障和救助制度，强有力的政府力量，有效防止大规模的流浪现象产生。

于永杰，公众号：团结湖参考是谁划下那条 “斩杀线”？

“农民有地”真的是一个万能的理由：农民有地，所以不需要太高养老金；农民有地，所以失业率从来不统计农民……

有时候给我一个感觉，土地真的很像童话故事中的聚宝盆，每天都可以从里面捞金币，非常神奇。

中国社科院胡祎、魏后凯在论文中提出了“古稀陷阱”这一概念，原文摘录如下：农村老年人非劳动收入份额偏低，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，使得7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不得不依靠劳动收入维持基本生活。在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好的情况下，这种方式尚可维系，一旦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下降，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。而这种情况是随着老年人年龄不断增大必然会发生的。在当前中国农村的人均寿命和卫生条件下，这个收入下降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70 岁左右，因此，本文将农村老年人面临的这一养老问题称之为“古稀陷阱”。

2022 年7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( 社会科学版)《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———兼论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现状》

那么70岁之后，农村老人怎么办？两个月前，我在网上看到一条视频，是一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回到老家，在老屋絮絮叨叨思念自己自杀的母亲，下面很多人回复说，身边有很多农村老人选择了自杀。刚才我回去翻看，这些留言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些人对留言表示震惊。

这些消失的留言是个巨大的隐喻，也就是这篇文章我最想说的：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。

首先是物理上的消失，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城市很少见到流浪汉？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

很多人觉得看不到流浪汉是好事，这得看你是谁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广东打工，那时候我不怕露宿街头，我怕的是露宿街头而不可得，因为有治安队和收容遣送制度。孙志刚事件之后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，强制驱赶变成了“温柔”的劝退，以救助之名，但实际上是买张火车票送回老家，至于他在农村如何生活，这就不是城市需要操心的事情。

然后是舆论场的消失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媒体和公众的污名化。

在媒体的报道中，这些流浪乞讨人员“一分钟就能挣100美元”（《东方早报》报道，实际上是警方声称有乞丐曾收到外国人100美元），乞讨所得甚至可以在北京买两套房（《北京青年报》报道，后被当事人起诉，因虚假报道而败诉）。这样夸张的报道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，正是因为迎合了大众的想象和心理需求。

2011年，微博网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“随手拍拯救被拐儿童”行动，持续时间将近一年，最终通过随手拍拯救的被拐儿童数量为零。这个过程中，很多从贫困山区出来乞讨的孩子被随便拍照上传到网上，甚至被强迫送到派出所验血证明亲属关系。

西安一位被拍的母亲愤怒地把乞讨的饭碗砸到了地上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“随手拍拯救被拐儿童”并未得到应有的反思，迄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正面的。这是我想起来就怒不可遏的一件事，古往今来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，普通人对乞讨者如此残酷过，以“文明”的名义。

由此，中国的大城市可能是全世界最不适合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的地方，举目所及，全是恶意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我说我无能为力，我能想到的，就是我接受他们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。

他们当然让人“不适”，但这种“不适”很重要，提醒我们这个社会不是那么光鲜亮丽，生活不是那么岁月静好，提醒我们还有一群人在过另外一种生活。相应的，流浪汉从城市消失，意味着一个社会重要的信号的消失。

前面说如果按美国的标准，低保人数可能增加到上亿，现在我想问：如果允许在大城市流浪乞讨，北上广深将出现多少Homeless？

在美国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曾裁定，如果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庇护所床位，那么惩罚在公共场所睡觉的无家可归者属于“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”，违反宪法第八修正案，这在法律上保护了极度贫困者的最低生存权。但这一裁定去年被最高法院推翻，随后旧金山、波特兰等城市加大了对流浪汉帐篷营地的清理力度。也许有一天，流浪汉也会从美国大城市的市中心消失。

总结一下：在美国，被“斩杀”的人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在大城市溃烂，而在中国，“斩杀线”是隐形的，通过“家庭捆绑”将养老和救助的重担压在日益缩小的家庭单元上，通过户籍制度和城市管理将他们像水一样“排”回了农村这个巨大的蓄水池。

所以，不是我什么都要扯到农民养老金，这背后的脉络是很清晰的。前述胡祎、魏后凯在《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》的结尾写道：政府部门、学界和社会首先要纠正“农村老年人有土地、有子女就能养老”的偏颇认识，让社会承担起更多反哺农村老年人的责任。

为什么那么多人建议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到低保水平以上，包括郭树清（前证监会主席山东省省长）、刘世锦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）、李剑阁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）、陆挺（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）、邢自强（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）、罗志恒（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）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为什么我开头说关心“斩杀线”是一件好事？我想，那些关心“斩杀线”的人，总不至于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吧，否则以后我们怎么对外国“对线”？